杨世昇 楼世洲 | 早期共产党人对“新教育”的探索和影响——基于《新青年》的文献分析

 作 者 简 介 

杨世昇，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史、比较教育学研究；

楼世洲，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史、职业教育研究。

摘 要：早期共产党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大力宣传以科学、文化为主体的新教育思想，积极探索人民的、民主的新教育变革之路。《新青年》针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宗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等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陈独秀等人主张在新文化运动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建立科学化的新知识体系，实现科学知识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转变，开展对新教育体系的内容、方法和形式的探索，推动新教育的建立和发展。李大钊、瞿秋白等人主张通过教育变革来实现解放人民大众的远大理想，新文化和新教育以无产阶级劳工觉醒为宗旨，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早期共产党人通过《新青年》对新教育的理论传播和实践探索，不仅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对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奠基性的历史意义。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从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到1912年蔡元培主掌民国政府教育部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再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推动新教育的发展和变革，直至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新教育体系形成。早期共产党人创办的《新青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教育运动同步生长。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早期共产党人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也是推动新教育发展的启蒙者和实践者。

一、《新青年》对“新教育”的传播和探究　　

早期共产党人创办的《新青年》共出版了11卷，63号，从1915年创刊到1926年停刊，期间在出版周期上经历了从月刊（1915年—1922年）到季刊（1923年—1924年）再到不定期刊（1925年—1926年），虽然杂志在办刊过程中历经曲折，但《新青年》在传播新文化、促进新教育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历史价值毋容置疑。　　

从发表的文章概况分析，《新青年》中发表关于“新教育”的专题文章并不多，但涉及新教育相关内容的文章还是占了相当比例。根据对关键词的统计分析，《新青年》在1915—1926年办刊期间共发表论文约2 368篇，其中涉及“新教育”相关内容的论文549篇，大约占全部文章的23%。内容涉及教育思想、教育对象、教育体系、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教育类型、教育形式、教育改造、教育投入，等等。不仅有新文化引路人的文章，还有大量的国际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的译作。《新青年》对新教育发展的传播和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15年9月—1917年8月，陈独秀作为期刊的创办者，编辑完成了《新青年》第一卷至第三卷（其中第一卷为《青年杂志》），这一时期《新青年》中的文章以陈独秀撰写为主，其他作者如蔡元培、苏曼殊、章太炎、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汪叔潜、刘叔雅、高语罕等。这些人多为陈独秀的皖籍同乡，还有创办《甲寅》期间结识的同盟，这与陈独秀早期革命活动有很大关联。[1]从这一时期陈独秀所撰写的文章看，他在政治主张、文化主张上都比较温和，并刻意与政治保持适度区隔，重点从文化和教育变革上下功夫。[2]这一时期刊登的关于新教育的专题文章，是陈独秀在《新青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2号上刊登的《今日之教育方针》（1-2：79-84）。[为简化页脚注,本文对引自《新青年》杂志的相关内容进行简化标注。例如（1-2：79-84）即表示是第一卷第2期第79-84页,后类同。本文引用《新青年》版本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主编：《〈新青年〉全十二册》，中国书店2011年版。]他在文章中提出“国民普通教育”新体系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一曰教育之对象，一曰教育之方针，一曰教育之方法。”提出了新教育要遵循“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四大原则。

这一期间刊登的关于新教育相关的文章，主要是以启发民智、解放思想，勉励青年为国而学、勇于担当，提倡男女平等、增强体质等相关内容为主。如温宗尧的英文稿，题目是《On Education》(2-1：13-14)，认为教育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只有为国民实施新教育才能摆脱工业、道德、政治落后的困境。如上海神州女校教务长程宗泗的《北京清华学校参观记》(2-3：230-232)，他认为新教育培养的新人必须“知后人当有胜前人之义务”，发扬自由自取之精神。著名教育家杨昌济，也是毛泽东在湖南高师的老师，他在《新青年》发表的首篇文章是《治生篇》（2-4：245-250），提出要使人立业的首要条件是实施“以相当之教育”，同时教育也是立国之本。安徽江淮大学校长光升（西门光升）在《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2-6：399-406)一文中，提出新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觉醒“国民之精神”，认为“‘国民性’，即一国民之思想也。”包括种性（民族性）、宗教性、国性（国家性），提倡“五族共和”“文化认同”“国家统一”，从而实现“语言、文学、历史、思想之同一，而为纯粹之民族国家”。北大经济系学生陈其鹿在《听蔡孑民先生演辞感言》（2-6：425-426）一文中针对社会上“学而优则仕”的流弊，呼吁“大学为求学之地，非求升官发财之地”，认为“凡大学之设为研究高深之学理，而专门学校之设为职业教育。”曾孟鸣在《北京航空学校参观记》（2-6：437-438）一文中，提出青年人要为国家崛起而学习，“并以劝青年诸君，宁为粉身碎骨之国民，勿为埋头故纸之国民。”以及北大的《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等。这一时期《新青年》也开始讨论妇女教育问题，首篇文章是梁华兰的《女子教育》(3-1：71)，认为我国的女子教育尚处在萌芽时期，尚未完全脱离传统思想，还没有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呼吁女子教育应与男子教育平等，并首次提出“教育人格”之概念，但却认为“女子教育应以贤妻良母为主义也”。但到第三卷所刊登的商素素的《女子问题》的文章中，已经提出了“所受教育方针，当为女子自身计，当为国家前途计”的观点（3-3：231-238）。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观念呈现出新旧观念交替时的矛盾和悖论性特点。[3]关于体育的首篇文章是第三卷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所写的《体育之研究》，认为体育要与德育、智育三育并重，提出“儿童及年入小学，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还推出一个“六段运动”的体育锻炼项目（3-2：109-116）。关于留学教育，则有刊在第三卷第2期的《北京留法俭学会简章》（3-2：147-150）以及《旅欧教育运动》（3-3：240）等。　　

第二阶段为1918年1月—1920年5月，这一时期完成了《新青年》的第四卷至第七卷的刊发。1917年陈独秀受蔡元培的邀请，担任北大文科学长，1918年《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移到北京，并从第四卷开始邀请北大同人共同参与期刊的编辑，并建立了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六位北大教授组成的期刊编委会。1919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以《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广泛传播民主与科学的进步思想。呼吁年青学生要与旧思想、旧传统、旧教育彻底决裂。这一阶段对新教育的关注的重点是构建民主主义的新教育体系，如民主和道德教育、科学和自然教育，还配合文学改革和语言改革运动，从第四卷第5号起文章正式改用白话文，并每期都刊登了关于语言文字改革的相关文章。这一时期关于新教育的专题文章，有蔡元培的《读周春岳君〈大学改革之商榷〉》（4-5）、《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5-1）以及《德国分科中学之说明》（5-5），他提出高等教育要正确处理“学”与“术”的关系，认为以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强调大学文理分科的科学性和必要性（4-5：346）；提出小学教育要以儿童为中心，“教育者以吾人教育儿童，而吾人受教于儿童之谓也。”（5-1：34）；并反对中学文实分科的教育观点，认为这“是破坏普通教育之原则矣”（5-5：416）。　　

这一时期关于新教育内容的文章有北大文科学生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4-1)和罗家伦的《青年学生》(4-1)，他们倡导青年要为国家兴盛而学，学以致用、学之所用，呼吁通过文学革命实现“利用科学之理以造其文学”（4-1：46-59）。北京高师邓萃英的《动的新教授论(上、下)》（5-1、5-3）提出新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现时代所理想之人”，倡导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活教育”（5-1：31-33）。北大陶履恭（陶孟和）的《新青年之新道德》(4-2：74-77)提出道德教育的三大原则。北大傅斯年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4-4：253-258）一文中，从七个方面抨击了中国学术思想中的痼疾，呼吁建立科学的学术精神与思想。胡适在回复原吴江市立第二国民学校校长盛兆熊的来信所写的《论文学改革的进行程序》一文中提出“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4-5：376）提出要先从小学教育着手，编纂中小学校的国语教科书，倡导中小学生阅读通俗小说。汪敬熙（辑斋）在《对于今日学校之批评》（5-6：522-526）一文中，对当时学校课堂教学和考试制度中的弊病进行了激烈地抨击。北大任鸿隽的《何谓科学家》（6-3：195-199），对科学的本质、科学的精神和科学教育的目标和任务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沈兼士关于儿童教育的《儿童公育》（6-6：499-502）提出了建立以妇女儿童教育为宗旨的一种“根本的、互助的、平等的社会性教育公育机构“儿童公育”。关于民众教育的文章如《北京工读互助团消息》（7-2：264-267）和《工读互助团问题》（7-5：101-114），对工读互助团这一民众教育形式展开深入全面的分析。这一时期《新青年》还通过刊登学者专题文章以及开设论坛和通信栏目等方式，开展关于文字改革和世界语推广等新教育内容改革的争鸣与讨论，从更深更广的层面推动了新文化时期的语言改革运动。　　

1919年5月，受中国五大教育团体邀请，杜威来华讲学，行迹遍14个省市，进行了百余场讲演，前后达两年之久，对中国思想界、教育界的影响十分深远。《新青年》分五期刊登了《杜威博士讲演录》（高一涵主译7-1、7-2、7-3；孙伏园主译7-4，8-1），全文翻译了杜威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系统全面地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教育主张。　　

第三阶段为1920年9月—1926年停刊止，这一时期的编辑从北大同人转为共产党人陈望道和瞿秋白，也是作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时期。从1920年陈独秀、施存统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到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宣告成立。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联合瞿秋白、李大钊、陈望道等利用《新青年》为宣传阵地，宣传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思想，鼓动工农革命反对资本主义。李达、李汉俊等一批共产党人代替北大同人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1923年6月复刊，改为季刊，由瞿秋白担任主编，他在第十卷第1号的发刊词《新宣言》中提出：《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新青年》既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先驱，如今更切实于社会的研究，以求知识上的武器，助平民劳动界实际运动之进行（10-1：1-5）。瞿秋白这一期发表了五篇专题文章，提出《新青年》应该继承“五四”精神，客观全面地分析和解释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宣扬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同时提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道路和方向，为改造和实现中国社会的独立富强而追求真理，使之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先驱”、“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　　

这一时期关于新教育的专题文章是陈独秀的《新教育是什么》(8-6：591-598)，这是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二篇关于新教育的专题文章，与第一篇不同的是，他根据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科学、自由”的奋斗目标，对新教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概括，他认为旧教育是主观的、个人的，而新教育是客观的、社会的，新教育注重在改良社会。按照这一理念，陈独秀对新教育体系下的伦理、历史、地理、理科、图画手工、唱歌等课程目标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而有关新教育内容的主要文章有胡适的《中学国文的教授》，他提出中学国文的教学目标是“能用国文（白话）自由发表思想，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涵养文学之兴趣。”从国文课程与教材内容及教授法、古文的教材内容与教授法、方法与作文等方面论述了中学国文教学改进的思路（8-1：12-21）。陶孟和的《新历史》，这篇文章是他在北京高师附属中学教育研究会上的发言，他论述了“新历史的观念”和历史教学的目的和任务（8-1：22-28）。在第八卷第2-4号，《新青年》还全面介绍了罗素的《民主与革命》以及他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方法论。《新青年》在第十卷后，开始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相关文章。如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他提出了要树立“唯物的历史观”，认为“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10-2：164-168）。以及强调“社会生存决定人类意识”的《马克思的家庭教育》（11-4：386-390）。从第八卷始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开始传播苏维埃革命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以及关于俄罗斯教育的《苏维埃的平民教育》（8-2）、《俄国底社会教育》（8-5）、《东方革命之意义与东方大学的职任》（10-4）等。

二、早期共产党人对“新教育”的

探索与思考　　　

早期共产党人作为《新青年》的主办者和主要撰稿人，利用《新青年》宣传民主和科学，解放思想，传播新教育，对新教育有深刻的见解和提出建设性的改革意见。根据他们所提出的教育主张，早期共产党人的教育思想集中反映在两大群体中：一是以陈独秀为主体的作者群体。其教育思想经历了一个以新文化改革运动为主导逐渐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目标的发展转变过程，陈独秀始终以一个思想启蒙者的角色探索中国新教育发展方向；二是以李大钊、瞿秋白为主体的中国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引路人。他们在早期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教育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教育必须面向工农劳动大众，教育要与劳工的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坚持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发展方向。　　

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国民教育体系是他关注的重点之一，他不仅对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教育进行反思和批判，并且对民国初期新教育制度建立和发展的方向进行深刻分析和思考。从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2号中的首篇文章《今日之教育方针》，到第八卷第6号中的《新教育是什么》，可以看到陈独秀对新教育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的探索历程。他首先根据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科学、自由”的奋斗目标，构画新“国民普通教育”体系的对象、方针和方法，提出了发展新教育要遵循的四大原则。通过对1916年到1921年新教育发展现状的全面审视，认为今后的教育发展要高举“民主化、科学化和新文化”的旗帜，建立和发展的新教育体系应该是客观的、社会的。应该通过发展新的国民教育来觉醒民众、改良社会、振兴国家，并按照这一理念对新教育体系下国民教育的课程内容进行全面地阐述。从《新青年》中陈独秀发表的文章和对读者来信的回复中可以梳理出陈独秀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三个主要层面。　　

第一，在新文化运动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在1916—1917年期，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通过撰写专题论文和回复信件等方式，对洪宪帝制背景下“尊孔读经、定孔教为国教”的思想潮流进行了集中批判，开启了民国思想史上第二次反孔废儒潮流，在知识界发起声势浩大的“打倒孔家店”热潮。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有人称之为“观念形态的革命”。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和重要使命是打破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旧的精神枷锁，同时大力宣传和倡导新思想和新观念，借以塑造新国民，创造新社会。这两个方面在新文化运动中齐头并进，而对旧思想的批判由于具有为新思想的传播清理地盘的意义，在运动初期尤其显得重要，其来势也尤为猛烈。当时的所谓旧思想主要是指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5号发表 《一九一六年》一文，呼吁打倒儒家 “三纲”。1916年2月，易白沙在《新青年》上发表《孔子平议》（上、下），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第一批出来批评孔子和儒学的人。1917年的《新青年》各期连续刊登吴虞的批孔文章。从1918年到1921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五十多篇文章，包括小说、随感录、政论、新诗、译文。掀起了文学上的 “打到孔家店”风暴。　　

陈独秀认为要彻底摈弃几千年来形成的儒家孔教必须建立在“破”的基础上的“立”，这个立就是新教育。[4]陈独秀在回答读者来信（3-1：69）时说 “若夫废弃孔教，将何以代之？则国民教育尚焉，中外学说众矣，何者无益于吾群？” 而几千年来形成的诸古代文学，只可改良不可废弃。在《新青年》第三卷第1号中，陈独秀对佩剑青年的回信中（3-1：61）道：“对于数千年前之孔教，施以比较的批评，以求真理之发见，学术之扩张，不可谓非今世当务之急。”陈独秀反传统的矫枉过正言辞，虽有绝对化的偏颇，但它目标明确，就是反对腐朽而顽固的封建传统，极具一种“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特征。[5]如陈独秀对当时的复古派的抨击是非常激烈的，把桐城派的林纾称其为“野狐禅的古文家”（7-3：306），对当时的大学教育中脱离实际的现状进行严厉的批判，称“中国的学校，简直是害人坑，是黑暗牢狱。”（7-3：394）　　

第二，建立科学化的新知识体系，实现科学知识由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转变。推动国民教育的科学化，树立正确的科学观和实践观。陈独秀早在第一卷第1号的《敬告青年》中，解释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有想象而无科学。”（1-1：1-5）在创刊初期，《新青年》大力发表以生物学、医学、数学等具体学科的普及类文章。陈独秀自己还撰写了《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1-1）、《欧洲女七杰》（1-3）、《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2-3）、《科学与基督教》（3-6，4-1）等科学文章。但在1920年发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陈独秀对自身的科学观进行了重塑，进而重新对科学解释道：“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7-5：2-6）此时对科学的认知已从自然科学转向了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出要按照新科学思想和理论来建构新文化和新教育。　　

第三，开展对新教育体系的内容、方法和形式的探索，推动新教育的建立和发展。从民国初年颁布的过渡性学制到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与实施，是我国现代教育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孕育期，新教育体系面临着旧思想、旧观念、旧知识、旧文化的挑战。为了促进国民教育的建立和发展，陈独秀在《新青年》中开设了一系列“新教育体系”的专题栏目，开始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争鸣。如倡导通过发展文学改革和文字改革推动国文教育，1916—1920期间，《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集中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几人，除陈、李二人外均为国语研究会会员。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在《新青年》中发表了大量的推广国语、拼音和古文教育的文章。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学，初衷是使国语统一摆脱困境，走上文言合一的坦途。”[6]陈独秀自己在《新教育是什么？》中对中小学在伦理、历史、地理、理科、图画手工和唱歌等各学科设置提出了改革建议。”（8-6：591-598）　　

在陈独秀的主导下，《新青年》开设了外国哲学和教育思想专栏，不仅系统全面地介绍杜威、罗素的哲学思想和教育主张，也介绍了孟禄、克伯屈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这些著名教育家还通过访华演讲，广泛传播欧美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而且他们还直接参与了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推动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学制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陈独秀开始思考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性差异问题。1920年12月第八卷第4号，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一文中，针对媒体介绍罗素在中国考察中提出的“中国除了教育和实业外，无需论及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真正能够实现“开发实业”底方法，是真正“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底方法，才能“不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他在回复罗素信中，认为由于中国知识和物质的双匮乏，因此改造中国的首位是发展教育和工业，提出“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底错路。”（8-4：369-389）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提出要发展面向劳动大众的社会主义教育的主张。     

早期共产党人全面参与《新青年》的编撰是在1920年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由李大钊主编的第六卷第5号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专辑，李大钊本人分上下篇发表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6-5、6-6）。第七卷第6号是五一劳动节纪念专号，重点刊登了全国范围的劳工现状的调查报告，李大钊在这期专号的首篇文章是《“五一”运动史》，呼吁“五一”记念日要作为中国劳工觉醒的日子，“五一”运动要成为劳工阶级的运动。1923年六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十卷第1号是共产国际专号，在这一期上发布了《〈新青年〉之新宣言》并刊登了《国际歌》，作为主编的瞿秋白在这一期上发表了五篇关于共产国际运动的文章。1925年的第十一卷第1号是列宁号，记念列宁逝世一周年。从他们发表在《新青年》中文章的内容进行考察，李大钊、瞿秋白、李达、蔡和森等早期共产党人提出了以“觉醒青年、服务劳工、面向大众”为宗旨的新教育大众化、民主化指导思想。他们以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探索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使命为主体，充分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斗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奠定了我党教育方针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首先，早期共产党人对新教育探索的基本宗旨，是渴望通过教育变革来实现解放人民大众的远大理想。他们认为“国民教育，乃培根固本之图，所关至钜”。[7]1919 年 9 月到 11 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连续撰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和阐明中国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其中就包括教育问题。他强调文化教育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发生变革;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而必然地具有阶级性。也正是由于早期共产党人对科学认知的转向，《新青年》对科学类相关研究重点就从趋于国民化的、具体各类学科下的科学教育转向了蕴含政治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中来，进而完成了科学传播的国民化向政治化的转型。早期共产党人在思索改造中国社会、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上，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选择用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传播手段，对传播社会主义文化，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做了坚实的思想铺垫，这也是科学的社会功能具象表征。     

1923年6月复刊后瞿秋白担任主编，他在发刊词《新宣言》中提出：“《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如今更切实于社会的研究，以求知识上的武器，助平民劳动界实际运动之进行”（10-1：1-5）。到1926年《新青年》停刊，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了27篇专题文章，作为这一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客观而全面地分析和解释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宣扬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同时提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道路和方向，为改造和实现中国社会的独立富强而追求真理。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研究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性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初步揭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提出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　　

其次，早期共产党人提出新文化和新教育要以无产阶级劳工觉醒为基本宗旨。他们主张的劳工阶层“无产阶级思想”觉醒的教育理念，与这一时期盛行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潮”的主张有共同点也有本质的区别。其共同点是新教育要面向社会下层的劳动工人和农村中的广大农民，不同点是平民主义教育关注的民众的“新生活”，而早期共产党人提出的劳工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工人上农民的“阶级觉悟”。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他所提出的这一主张以《新青年》第五卷第5号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为重要标志，在第七卷第6号的五一劳动节纪念专号，不仅刊登了全国范围劳工现状的调查报告，也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劳工运动。李大钊在这期专号《“五一”运动史》一文中，提出了劳工教育是劳工的神圣权利，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中提出了“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口号，并且提出了工人补习教育的目标、内容和形式。这是《新青年》对工人教育问题的重大转变。　　

最后，李大钊、瞿秋白等早期共产党人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探索。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对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教育形式和内容进行规划。1922年7月1日出版《新青年》第九卷第6号的最后一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纪略》，在纲领中提出了社会教育、政治教育、学校教育的改良目标，在“关于教育的议决案”中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任务。如在青年教育中开展工人和农人特殊的教育运动（如识字运动、业余学校、乡村教育、青壮年扫盲等）；呼吁普及的义务教育运动，为无产者的教育权利而奋斗；在学校教育中开展免除学费运动、学校的学生平等运动、学生参加校务运动等；在社会教育中提倡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的运动、男女教育平等运动等。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政治目标和革命任务，团结包括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组成最广泛的革命群体，坚持走社会革命之路……（9-6：632-643）。既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方向的探索，也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 

三、早期共产党人对“新教育”发展的

影响和贡献　　

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通过《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实现唤醒民众、解放思想的目的，直接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而“五四”以后掀起的“社会改造”运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产生根本性影响，而且其波及范围之大，影响程度之深，要远过于对文化层面的变革。[8]而“新教育”正是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胡适认为《新青年》杂志是中国思想史上划分时代的刊物，19世纪20年代初的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革思潮几乎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新青年》传播的民主与科学的理念在当时的青年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起到了教育青年启蒙新思想的作用。　　

作为五四时期的政治刊物《新青年》，作者群体拥有极为不同的复杂背景，前期作者几乎都是有国民革命阅历的新知识分子，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潘赞化、章士钊、吴稚晖等人。他们从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视角，以较为宏大的政治视野对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进行思考和分析。而中期进入《新青年》的作者，则多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青学者，如胡适、傅斯年、王星拱、任鸿隽等，他们更关注新教育对社会变革的实践含义，试图用西方的科学主义的理念构建新教育体系。而早期共产党人始终以唤醒民众、解放思想为基本宗旨，始终坚持在中国劳动人民大众的命运下思考中国教育的变革之路。他们聚焦中国社会现实中的“劳工问题”“农村问题”“青年问题”“妇女问题”等，思考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从第一卷第1号的《敬告青年》到终刊前的第十一卷第5号的最后一文《革命日志》，全面展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近代新教育发展路径的思考和对新教育中国化的探索。　　

在早期共产党人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对中国新教育的探索过程中，他们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思想的同时，也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教育思想与教育主张。同时还结合反帝反封建和新文化运动，汇集了一批知识界的同人围绕新文化和新教育进行全面和深入地探讨与争鸣，并组织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提炼了新教育的基本宗旨，规划了新教育的制度和体系，探讨了新教育的形式、内容和教学方法，并对新教育发展中的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反思。[9]《新青年》是一本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期刊杂志，对新教育的探索和研究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也存在它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我们要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过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角，客观全面地去看待《新青年》对当时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主张的批评，并对《新青年》及陈独秀等对传统中国儒家文化的批判给予正确地解读。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教育的认识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阶段性和历史的继承性。概括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教育的认识和探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对资本主义教育本质的认识，认为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阶级性。同时结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在教育指导思想中高举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大旗，将无产阶级教育的政治性、阶级性具体地阐释为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服务，强调教育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在教育实践中，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民众的生产生活需要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等。[10]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和教育的本质问题，中国共产党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更反映了中国社会革命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需求。

参考文献：

[1] 黄有东.从文化定位与人缘因素看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成功之道[J].编辑之友,2010(8):119-121.

[2] 马勇.《新青年》中的安徽人[J].江淮文史,2019(6):46-56.

[3]《新青年(1915—1917)》与妇女问题.[EB/OL].[2021-03-01].http://www.doc88.com/p-6951974050822.html.

[4] 李维武.《新青年》视野中的孔子、孔教与儒家纲常[J].社会科学战线,2015(9):1-18.

[5]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48-149.

[6] 桑兵.文与言的分与合——重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J].社会科学战线,2010(10):78-90.

[7] 《李大钊全集》编委会.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600.

[8] 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 “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6.

[9] 葛培.《新青年》中的教育问题研究[D].江苏苏州：苏州大学，2014.

[10] 石中英.中国共产党关于教育性质问题的百年探索[J].重庆高教研究,2021,9(1):3-11.

引用格式：杨世昇,楼世洲.早期共产党人对“新教育”的探索和影响——基于《新青年》的文献分析[J].教育学报，2022，18（1）：185-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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